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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st20140902


說點什麼,就知道自己是 …

魯貴顯 /輔仁大學社會學系

在1987年瑞典的汽車廠Volvo遇到一件棘手的環保事件,處理失當就會賠上聲譽。為了在瑞典西部的幾個工廠之間來回運送車體,這家老牌的車廠竟 然選擇了公路運輸,而非鐵路。後者顯然較為環保,卻不被採用。批判聲浪隨即撲來,Volvo的管理部門發表聲明,將自家先前的發言數落一番後再強調公司多 麼有環保意識 。隨後幾個月大篇幅地在媒體上刊登廣告,表示公司一直關心環保議題並已投入相當多經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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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VOLVO的不環保運輸引起批評,但在說明之後好像就沒這件事了】

結果當初抗議的聲浪消失了,出廠的車子依舊是以公路運送,好像事件被姑息了,民眾與抗議團體也失憶得太快?這件事可以有許多的解釋,但過度地以價值 角度審視這類事件,除了能一再證成批判背後所使用的判準,引發隨之而來的失落感之外,實在難以說明政治,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斥的類似問題。

偽善的言談

現今,每逢重大的安全事件或類似核能高度爭議的政治議題時,公司、政府機構總會出面澄清,或是發佈重要的處理原則,甚至提出具體作法。高層管理人與 政府官員也會出面致意,在媒體前放低姿態,接受質問。不多久,媒體就能反思地評價這類所謂的危機管理的優劣。重點已不再是解決問題,而是如何如表演般地呈 現歸責,及可課以責任的對象。這裡,組織向外界言談(talk)遠比實際解決了什麼還來得重要。Brunsson(《The Organization fo Hypocrisy》)將這稱為偽善,但並無負面或責怪之意,反而視為一項現代組織無可或缺的能力。

過去二十幾年國際企業集團為了全球佈局,紛紛提出跨國的、頂級的管理人培育計畫,將各級主管派駐海外,期待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。但一項以德國福 斯集團為案例的研究卻指出,人才全球化及國際化能力最終只是言談而已,職位升遷仍舊考慮國籍,而非跨國的管理能力。這樣的培育計畫與跨國的人事調度是為了 回應所謂的解除職涯界限,以及管理人對於職涯升遷的想像。此類計畫實施的結果是,具有跨國與跨文化能力的人並未被整合,反而在返國之後無用武之地。不少文 獻從應然角度堅持,組織學習應該能為公司帶來優勢。但事與願違,福斯集團使用言談滿足了員工的個人職涯價值,行動上卻藉海外派駐方式將生產與領導的知識移 送到世界各地。

不只公司組織需要偽善,面對爭議性議題時民眾一樣想辦法將行動與言談兩件事分開來,以求滿足生活價值與實際需求。1980年瑞典舉辦了關於核能議題 的公民投票,當時的方案可以分成兩組,其一有兩個選項,皆決定25年之後不再使用核能,但必須在未來幾年內增加能源產出,因為擔心不敷使用。第二組方案則 決定立即中止核能廠運作。結果是第一組的選項獲得民眾支持。中止核能廠與提高核能發電量,兩個相互矛盾的選擇完美地結合。如果說第一個例子是為了解決外界 要求滿足的價值,那麼這個例子則是為了解決一個遠在未來,可能(不)會發生的問題,欲由言談導出一條未來應該朝向的價值。

觀點總是未來式

說到談論未來,就讓人聯想到H. Arendt(《Was ist Politik?》,什麼是政治?)關於政治謊言的看法。政治要求每個人撇下所有的特殊旨趣而自由地討論,進而建構一公共空間。因此,觀點變得極為重要, 它致力於改變世界,建構新的實在,而不依附於純粹的事實。就此說來,Arendt對於政治領域中的不真實看法是相當容忍的。但,事實是否因此可能被誤導扭 曲,變成私人之見?絕對可能。如何嚴格區分觀點轉化事實或是扭曲事實,並不容易。即便如此,Arendt還是點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:言談才能建立起社會空間,而且言談總是帶有未來意涵,使說者與聽者脫離當下事物的限制。謊言似乎在這樣的理解下才有可取之處。

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

言談並不是所謂的外交辭令,也非蓄意欺騙,真正說來,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都逃不過這個最基本的機制。一個組織內部分工之後,部門林立,各司所職,統 整協調的問題勢必浮現,要靠權力或任何獎賞誘因都難達效果。惟一可行的是,透過言談,製造一個模糊的討論空間,讓衝突的各方皆能在其中表達看法與利益。同 時,一個公司被外界或自己的成員指認為何物,也是依靠著這個機制。隨著內部的衝突壓力、外界環境的要求,組織隨時更動著它的認同方向。所以,公司網站上所 述的「介紹」、「使命」、「服務項目」,絕對有別於突發事件時發言人所宣稱的自我期許,也不同於股東大會所保證的營運方向。一棟大樓裡,員工們在走廊、茶 水間、餐廳、櫃台,談論著訓練課程、福利基金、育嬰假、領導風格、客服經驗、同事隱私等議題,皆是從家庭、法律、科學、教育、性別的角度指出組織「是」什 麼?該滿足哪些價值?該如何經營?這就顛覆了過去將組織當成理性的,或是有限理性的單元的想法。理性行動,有效分配資源,集體行動等等特性只是組織之中較 為強勢的自我描述而已,或是按Harrison C. White(《Identity and Control》)的說法,一些被說出來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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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】

言談一定是談點什麼,讓人誤以為只是藉著語言呈現真實。但對於White來說,言談是在製造故事,一方面讓身份未明的一群人開始找尋話題,摸索對話 的方向,以便選擇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某種「行動者」關係。另一方面故事的進展也製造出「我」、「你」等等的具體人稱內容。所以,言談可說是最基本的社會形 式,讓人在不確定的茫茫世界中找到安定的身份。說點什麼,就是在選擇些什麼,讓自己與他者從不透明的黑盒子變成看似透明的行動者。這也就是White著名 的命題,同一性或身份來自於控制,也就是,先有言談才有身份,而非一般所謂的,先有行動者身份才有言談與行動。但,控制總是短暫的,隨著言談展開,話題與 身份都變得更為複雜,要再度獲得安全感,重新取得穩定的身份,言談就必須在數個領域之間切換。言談及其故事就像潑灑在地上的水銀,偶然地隨機緣向四處流 去,形成一幅未被預見的圖案。多義、弔詭、不一致、無法表達、沉默、謊言等現象因此不是意外情形,而是必然的。總之,要成為行動者,首先得說點什麼,才能在故事中看見行動的軌跡,才能知道他者為何

從言談中找到新的確定感

言談固然是一種偽善,因為它不一定會有實質的產出,易流於空談、欺騙。但若按上述思考,偽善的貢獻是,帶來了一張張短暫的面具,等於短暫的身份與認 同。在時間中,言談讓說者與聽者編織著一幕幕情境 。偽善持續地創造一些想像,讓人或組織再回到可控制的狀態。T. Winograd/F. Flores曾經在其經典之作《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: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》提出類似的看法。這本書原本是寫給電腦程式設計者的經典之作,卻有十足的社會學味道。他們一樣將組織當成是無數對話聚集之處。人們總是被放 置於某種安穩的當下處境而不自知,交談也不斷地重複,一再地返回到可預期的結構裡。直到突然之間,熟悉的當下斷裂開來,如墮入深淵,好比駕車時煞車失靈。 這時,人所面對的不是使用手冊上預先設想好的問題與解決方法,而是剎那間的無從解決。惟有再度交談,從斷裂處摸索另一個公認可行的方向,才能暫時消除那種 被拋出情境的不安感。一個所謂好的組織是準備好層層可銜接的交談網絡,吸收因斷裂而來的不確定性,即便斷裂原本就是無可預期,也無法事先預防的。同樣,一 個好的程式在於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,如何以畫面或文字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類似對話的情境,使他取得一個新的對話身份,不致於手足無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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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好程式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,如何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對話情境】

分裂的同一性

現代社會並不是往前直行,也非落入無所不可的混亂之中。如果不從道德角度貶低言談 -道德本身其實也得面對一個弔詭,如何證成應用道德原則一事是道德的 -,偽善其實只是指出,現代的個人與組織都必須在言談中接受多樣、短暫而流動的身份。在社會的層次上,自我的同一性不可能是單一而完整的,Elias已經 從歐洲近代的文明過程指出這個事實:自我監控的機制形塑出多樣的自我,相互比較,對話,也相互壓抑,進而衍生出各樣的心理特質與感知。如果多樣而分裂的自我是常態,那麼過度堅持個人或組織必定是什麼,並奉此為圭臬,反倒是異數。

Rotman(《Becoming Beside Ourselves》)曾根據Hendriks-Jansen,以機器人的運行方式談自我同一性這個忽焉出現的實在。一個簡易的機器人由傳感與驅動兩部份 組成,就像常見的機器玩具,感知到阻礙物便轉彎,與之平行前進。在它之內既沒有明確指令要沿阻礙物行走,也沒有對此的足夠知識,但卻對外顯現為一種看似聰 明的行為。這是來自於兩部份,或更多次級部份,之間的相互作用,以及來自當時特定環境的限制。也許觀察者會以擬人方式賦予它「思考」、「指揮」、「能力」 、「克服」之類的特性,但從模控論的角度來說,機器人之內只有相互作用,別無它物。同樣地,各種的言談或對話來回的切換 – 不論是往意義遠處漂移,或是返回多次遞迴的結構 – 足以生產出虛構的,又實用的自我身份。

讓問題多留久一些

說點什麼,是個體作為社會存在的重要實踐,組織也依靠著它。偽善,或是虛構的同一性身份,仍是理性取向的組織理論欲加以批評的現象,在政治領域中更是不容從政者言行不一。但是,不要忘了,批評往往來自於人們必須先談出一些判準,藉以衡量其與現實之間的落差;道德一樣得談出些什麼,確定自己是在道德區分中的善這一面。

500億

【無數的評估報告,都是言談,但是能被改善嗎?】

資料來源:mag.udn.com/magimages/4/PROJ_ARTICLE/13_104/f_192416_1.gif

當然,我們還是忍不住質疑,中央與地方政府每年建出一堆蚊子館;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產出無數的會議、計畫書、結案報告,統計圖表;國是論壇早 已變成老生常談。這些都是言談現象,能被改善嗎?早有人向Brunsson問過類似的問題,他的回答相當有趣,但也讓人無奈:組織許久以來一直相信言談、 決定與行動應該是一致的,而不是各自分離的,所以會想辦法維持它們之間的緊密關連。言談的偽善機制也隨之而生。也就是,「錯誤」的自我認知正是組織運行下 去的前提。所以,一旦提出一個去偽善、去言談的理論,一個啟蒙式的理論,並付諸實行,Brunsson的書便可以丟到一邊了。

不過,這個看似無奈的回答正是最好的啟發。若偽善是必要的,該如何切換言談的領域、開展的方向,以及,該如重塑新的特定價值及意識形態,以提高行動的可能性?組織該如何在言談時具有更強地意識到偽善的作用?這些問題比答案還來得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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